文/图来源：黑明《记忆青春》本文由“老知青家园”整理发布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创作者，鸣谢！
上世纪90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100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由于篇幅有限，当时使用的文字不足一半，成为黑明心中的遗憾。十几年过去了，2011年《记忆青春》出版，公开了他采访的全部日记，并补充了一些知青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故事依旧在延续。
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摘选）
纪实：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续）作者：黑明
总是把他划分为最可耻的那一类
身穿警服头戴大盖帽手握警棍的假警察
能把我的骨灰送回北京陪伴父母我就心满意足了
公安局早晚会抓她的
王雄骥私造凶器被判刑
他当不上北京人
周胜利等5男5女的搭配
一杀就是15年
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 我也心甘情愿
我除了没杀人，别的都干过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
两名知青6天不让我吃饭
楚艳峰用5分钱注销了她的北京户口
我想去北京动物园养老虎
是延安的苹果把我留住了
冰箱的上面一层放书，下面一层放衣服
我男人已经失踪5年了
总是把他划分为最可耻的那一类1995年9月28日 星期四 晴 延安马德铮
两小时后，我乘坐的安尔-24型小飞机降落在了延安机场，接着又乘坐机场大巴进市区。下午4点钟，在老知青谢党恩的陪同下，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到了老知青马德铮。
马德铮是一个极其老实的人，他说：“我遇的单位都不好。我1980年左右到了延安安装公司，工作刚刚稳定下来就经人介绍和延安女青年陈延彩结了婚，婚后感情不好，经常吵吵闹闹，几年后，她把儿子扔给我又嫁给了别人。后来正好赶上落实知青政策，小孩的户口转回了北京，他跟着爷爷奶奶在北京念到四年级。不幸赶上爷爷奶奶先后去世，儿子没人管了只好转回延安念‘高价书’。”我问他再成家没有。他说：“又找了一个农村的，不过对我特别好，还给我生了一个胖小子，而且对我的大儿子也很好。
按政策她早该转商品粮了，但是结婚6年来我为这事跑了不下60趟。听说是劳动局的一名同志交手续时把我老婆的材料搞丢了，所以一直不给我办。大人办不办倒没什么，主要是孩子快上学了，到时转不到城里，学校肯定不收。”
马德铮1952年生于北比京，北京五十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母解放前在京城开过粮店，解放后被定为资本家，公私合营交出了全部家产。从此他家也成了困难户。上学期间，班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需要点名、举手、分类，老师总是按原则把他划分为最可耻的那一类。同学嘲笑，自己也感到羞辱。
父亲给他“遗传”下来的这一伤痕把他刺激成了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1969年初，他来到了陕西延长县七里村公社杨寺坡大队。由于他从小喜欢文艺，不久，公社破格将这位“小资本家”抽进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此，他巡回在田间、地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说三句半，演老两口学毛选。
一晃4年过去了，不少知青都走了。1972年底，他被招到延安一家小煤矿，不久煤矿缺少资金开采，宣布下马。第二年他被转到筹建中的焦化厂，没几天这家企业又以同样的原因停建。随后他被调进了延安通用机械厂，几年后该厂不景气他又调进延安重工业安装公司从事机械修理。
我问他单位效益怎样。他说：“延安天气冷，建筑行业的有效工作期只有6个月，其余6个月只发3个月的生活费，每月110元还没保证，另外3个月要靠自己想办法。我一年能挣2000多块钱，4口人还有两个是黑户，反正是够紧张的。”
注：10年过去了，过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尤其是他家的那些事情不知是否解决。
身穿警服头戴大盖帽
手握警棍的假警察
林树彬
昨天回家看妈妈，今天一早又来到延安北关大街的延安机械厂拜访知青。见到的第一位知青叫林树彬，他是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新街口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林树彬看上去显得很威风，他穿着警服、戴着墨镜，办公桌上还放着一根又粗又长的警棍，墙上还挂着许多武装保卫工作的条款和制度。
林树彬说：“我的警服和大盖帽都不是正规公安人员的警服，包括鳘棍也和真警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小，没有正式的公安编制，只是企业内保。所以说我这个保卫科副科长并不算正式的公安人员。”我开玩笑说，那你应该算是假鳘察吧?他笑着说：“算是吧！出了厂子大门就没人认了。”
当年，林树彬好写字，爱作诗，算是比较有文采的学生，而且还很有号召力。在校期间，他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创建组织“抗大红旗”队伍，校园里一时被他和其他同学搞得轰轰烈烈。插队开始后，他不顾家庭阻止，极力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1月4日，他带着满腔热情来到延安，跟着引路的队长和驮着行李的几头毛驴，徒步几十里，来到了延长县郑庄公社沙滩坪大队落了户。开始有些同学叫苦叫累时，他以革命的口气说服这些同学，向他们讲长征的故事。3年的农村生活渐渐地使他感觉到了漫长、艰难和枯燥。1971年底招工开始了，他和同学们都踊跃报名，他被队长推荐去延安机械厂当了工人。
二十多年过去了，林树彬当车工、搞检验、跑供销，工作兢兢业业。1990年他被调到厂保卫科，工衣换成了警服，火车头帽子也变成了大盖帽。不久又当上了副科长。
目前他全家4口人，虽说是双职工，但由于工厂效益不好，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林树彬说：“按有关政策，我的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可转回北京，但遗憾的是父亲病故，母亲年迈体弱，家中没人掌事。至今两个小孩的户口谁都没能转回北京。”他还认为自己从小远离父母流落他乡异地，尝遍了各种苦头，到儿女这辈，不想让他们再走老路了。
注：林树彬2000年退体，2001年全家迁回北京，退休金每月600元。回京后他在一家公司谋到一份看管停车场的工作，两个孩子也在北京打工谋生，全家4口人在海淀租住一间小平房相依为命。
能把我的骨灰送回北京
陪伴父母我就心满意足了
赵丽媛
采访完林树彬，我和谢党恩又来到了赵丽媛家。赵丽媛家坐落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的旁边，在一个半山腰上，白天风景很好。在当地来说，她家的条件算是很不错的，有好几孔很像窑洞的房子。
到赵丽媛家后，谢党恩说他累了，去睡觉了。我和赵丽媛说起了她的经历。赵丽媛说：“我是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五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插队开始后，我本来可以留在北京，但听一个好朋友的劝说，当时我带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陕北。记得是在1969年1月初我们来到延安，我被分配到了万花山公社罗崖大队。那个村里的水质不好，很多人都吃出了毛病，不久延安有关部门把我们调整到了柳林公社延河大队。第二年县里对知青大调整时，又把我换到了二十里铺大队柳树巷生产队，等于两年换了三个地方，但所干的农活儿并没有什么变化。”
1972年底，延安县开始招工了，老支书认为她接受再教育速度快，首先推荐她去当工人。报上去审查没几天，她第一个被卡了下来，随后的几次招工在政审时还是没有过关。她认为是自己个性强，说话不让人，有一次得罪了驻队干部，所以她比别人多接受了好几年的再教育。一次次的招工受阻使她彻底失去了信心，她觉得命运驱使自己将要长时间留在农村。为了有个依靠，她在村里和延安知青郭安交上了朋友，后来郭安离开农村并在延河百货中转站当了门卫。他对她的帮助、关心和保护，使她深深地爱上了他，1974年舂节她嫁给了每月有着18块钱固定收入的郭安。
赵丽嫒说：“其实整我的人我知道，还是我们北京来的人把我给整了，我只是不想点他的名字罢了。那时那人从北京来挂职锻炼，我觉得他水平很低，所以在公开场合嘲笑过他几次，结果就把他给得罪了。他那时候在村里的地位就好像苏联来中国的专家，比本地干部更有权威。他说不让我走，那谁也不敢放我，所以我比别人多受了将近10年苦。不过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也不想再说他的名字了，那种小心眼人也不值得一提。”
1976年初赵丽媛因病住院，按规定是应该退回北京，但郭安为了保住那个三口之家，把她办好的回京户口迁移证偷偷落到了延安县南市派出所。她没有回成北京，由一名农村青年变成了已婚的城镇待业青年，整天在家里看孩子。
赵丽媛说：“1978年底，延安县再次招工，我终于被招进了综合公司，并安排在百货门市部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营业员。我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当上了百货门市部的主任。1986年按有关文件规定，凡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北京知青一律可以转为全民所有制工人，没想到公司领导以集体单位不能存在全民职工为由，要求我调走。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腰被摔伤住进了医院。出院后，我的工作早就被别人代替了，因为我没能找到国营单位接收，所以又成了一名待业人员。”
10年来，赵丽媛一直没有单位上班，也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她曾无数次向有关部门递交书面申请，要求给她安排工作，但至今得不到解决。
我问她郭安现在干什么。她说：“后来郭安觉得当门卫也不是个长事儿，所以通过关系调到了离延安一百多里地的延长县建筑公司去了，建筑公司效益也不好，他就学了开车。很多年了，他一直开车。
他家条件也不太好，兄弟7个，他是老二，日子也不好过。
“这么多年我在延安，他在延长，很长时间才能见一面。十多年了，我一分钱工资也不挣，他心理很不平衡。近两年，我们的夫妻感情已出现了严重危机。他一旦不给我生活费，我就无法生存了。这些年我真正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是什么。”
我问她家在北京的条件如何。她说：“我们兄弟姐妹5个，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哥哥过得也不好，他在甘肃轴承厂工作，企业效益不好，收入也很低。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北京，他们过得还可以。总之，我过得是最差的。”
我问她有几个孩子。她说：“两个，大的是女儿，已经23了，小的是儿子，今年才7岁。”我又问她儿子怎么那么小?女儿在干什么?她接着说：“儿子是超生的，罚了1500块钱。女儿前几年有个政策回北京了，那时每个知青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转回北京，我们当时觉得女儿大了，所以就先把女儿的户口转回去了。没想到女儿为这事很不高兴，一直很生气。当时她说为什么不把弟弟的户口转回去?
我说人家只让回一个，弟弟还小，以后慢慢再想办法，她非得说我偏心，还说她怀疑我不是她的亲妈！反而一直在怨恨我。至今也不写信，也不打电话，很少和我联系，有时一个月也不联系一次，我觉得很伤心。不过我相信她早晚会理解我的，毕竟我是把她送回了北京，又不是推到了火坑。”
我安慰她说，女儿长大成家后一定会把你接回北京的。赵丽媛说：“我这一生回北京是没有可能了，我希望女儿原谅我就可以了。我也不求她能帮我什么，只要她过好了我也就放心了。不然留在陕北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这里毕竟条件太差了。至于今后她接不接我回北京，我也没想依靠什么，但我还是很想让她等我死了以后，能把我的骨灰接回北京陪伴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赵丽媛的这些话让我感觉很是伤感，为了调节气氛，我对她说，不要那么失落嘛！她说：“不是失落，可能流落在外地的知青，很多人的心情都和我一样。
下午5点钟，我们结束了对话。谢党恩回了姚店镇，我住进了延安宾馆，我们说好明天下午2点在姚店见面，计划在姚店的延安钢厂采访两个知青。
注：在我的印象中，赵丽媛是一个热情好客的老大姐。在我采访知青的3年当中，几乎每次去延安都要去看看她，很多次采访都是她陪着我去找那些知青，给了我很多帮助。
公安局早晚会抓她的1995年10月1日 星期日 晴 延安韩天佑
昨晚虽然休息得很好，但今天的奔波却觉得很累。早晨6点起床，7点就到了位于延安市郊以东的延安丝绸厂采访韩天佑。
在丝绸厂很容易就打听到了韩天佑的家，因为厂子不大，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名人，更何况他还是个北京人。在别人的指引下我走进韩天佑家的时候，他正在做早饭，好像是米饭和土豆丝，也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家徒四壁的说法。当韩天佑知道我是来采访他的时候，他显得很是紧张，并且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不知道说什么好。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之后，他说“你等等，我马上就回来。”5分钟后，他抱着两瓶罐头和一包香烟气喘吁吁地进了家门。
他把罐头放到土炕上之后，我看到一瓶是带鱼罐头一瓶是梨罐头，还有一包延安牌香烟。我说买这些干什么?他说：“给你吃啊！”我说你很有钱啊！他笑了笑说：“没有钱，是赊账买的，以后给钱。”经过我的再三劝阻，他最终没有打开罐头，答应我们走后再给人家还回去。他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开始聊天。
他说：“我是1951年生人，今年44了，家在北京长辛店住。我是1968年从长辛店中学初中毕业的，因为我从小学习不好，1969年1月26日响应号召来到陕北洛川县土基公社南太刘庄插队。1971年底招工进了丝绸厂，抽了10年丝，烧了15年锅炉，现在下岗了。
“我来延安26年了也没有什么发展，光会烧锅炉。
我是1977年初和延安市桥沟村菜农张金花结婚的。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她先后给我生下了韩荣和韩飞两个孩子。1985年国家照顾知青，给她和两个孩子都吃了商品粮。户口办了不到一个月她就跟我吵架，半年以后她另有所爱，带走了小儿子，不要我和韩荣了。”说话中间，他流出了眼泪。
我问他再找老婆没有。他说：“找了一个又跑了，现在还是没老婆。记得我离婚不到半年，人家就来给我介绍了安塞县化子坪的一位农村青年王燕，她比我小10岁，人长得漂亮，我第一眼就看上了，没几天我们就办了结婚证。她把窑收拾得很干净，第二年还生下了韩静。国家照顾我这个北京学生，又给她和孩子转了城市户口，她很满意。
今年5月，因为丝绸厂亏损彻底放了长假，其实就是倒闭了，几个月了一分钱工资也没发，吃饭也成了问题。停发工资还不到两个月，她就和我提出离婚，我死活不同意。7月15日那天，她偷偷拿走了家里的2000元存款，带着韩静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问他知道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回娘家了?他说我问了，没有回娘家。好像是跟着一个挺洋的男人跑了，估计是到西安去了。”
我说王燕跟你10年了，肯定不会和你离婚。他说不对。王燕现在变得很腐化，爱吃、爱穿，还戴上了耳环和项链。穿的也不像好人，脸上上还抹着粉，和鬼一样。”
我建议他去西安找找王燕。他说：“不找了。因为她走的是一条犯罪的道路，公安局早晚会抓她的。抓起来才好，让她去黑窑里好好受受罪！
我笑着说人家王燕戴耳环和项链不算犯法。他说：“犯了，重婚和破坏知青上山下乡都是犯法！还有跟别的男人也是犯法！
我问他以后再找老婆吗。他说：“不找了，一是没钱二是害怕找了吃上商品粮再跑了，三是我儿子韩荣长大了，住着不方便。再说我也老了，要女人也没什么用了。”他说完之后我笑了，他看我笑他也跟着笑，但感觉是一种很苦涩的笑。
我问韩荣现在干什么?他说：“韩荣今年本来想考高中，我没让他考，我怕万一考上没钱供他他又生气。因为我现在只拿70%的工资，每月还不到70块钱，我俩吃饭都很紧张。再说韩荣现在是北京户口，学得再好，延安也不会让他考大学，假如真考到北京我更养不起。还不如就在延安，靠公家给的60多块钱活一天算一天。
我问他60块生活费能保证吗。他说：“现在能保证，以后就不敢说了。我们厂原来有好几百人，光北京知青就有三百多人，现在人都快走光了，知青也走得只留下我和王雄骥两个人了。王雄骥和我差不多，老婆也跑了，他还进过两次监狱。其实他并没有犯过什么国法，只是一些小事，很冤柱！你一会儿可以去看看他，他就住我们下面一孔窑洞里。”
我给他拍完照片正要跟他出门去看王雄骥的时候，韩天佑的儿子韩荣回来了。韩荣长得特别精干，足有一米八的个子。聪明的韩荣看见我要出门，他小声说：“叔叔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我顺便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他，他再没有说话。回来不久，我便收到韩荣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让我在北京帮他找一份工作。
注：收到韩荣的来信之后，我开始为他联系工作。同年春节，我再次去延安采访知青返回时把他带回了北京，并送往事先联系好的天津的一家婚纱公司学习婚纱摄影。
王雄骥私造凶器被判刑1995年10月1日 星期日 晴 延安听说王雄骥进过两次监狱，所以我很想见见他，想问问究竟是为什么进监狱。在韩天佑的带领下，在一孔很老的窑洞里我见到了王雄骥。王雄骥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六十四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促使一个原本幸福的知识分子家庭突然破落。
说到插队的时候，王雄骥说：“我当时不想来，但又怕不去插队给父亲加重罪行，所以只好报了名。报名的当天我领到了一张‘购箱证’，排着长队花了28元钱买了一只印有‘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大木箱，全家人流着泪把我送上了火车。1969年2月7日，我来到了陕西黄陵县苍村公社插队。在队里我干过统计，当过队长，干了整整7年农活儿，吃遍了各种苦头。”
插队期间，除了劳动，他读了很多中外名著，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对事物、对人生有了很深刻的认识。1975年底，他辞去队长职务，告别了村民，到延安丝绸厂当了工人。工作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弟弟病重住院，他请假回了北京。回京没几天，“四五”运动爆发，出于好奇，他随着人群挤进了天安门广场，从此他的命运开始改变。
王雄骥知道我是来采访知青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成就，你还是去采访那些好的吧！”我说你的经历很传奇，很想听你说说你的经历，他说：“没有什么传奇的事情，这一辈子倒霉事都让我赶上了，插队、坐牢、离婚、下岗，真是命不好。”
我问他可以说说坐牢的事情吗。他说：“可以啊！其实两次判刑我都没有什么大事，第一次只是因为我回北京看我弟弟那年，在天安门广场抄了几首诗歌，其中包括“扬眉剑出鞘’和几首很著名的诗篇。回到延安后，我无意中把抄有当时定为反革命诗篇的笔记本随手扔在床头，正好让来我房子里串门的保卫干部发现，告了密。厂里很快就研究决定，调查整理我的反革命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1976年11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我。
“把我逮捕后，每天拷打我还干过什么坏事，实在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也没有什么可交代的问题，他们总是不相信我。最后觉得还是想办法交代个什么事情吧，后来想了想，我看过别人的几封信可以交代就又交代了看信的问题。刚来插队的时候年龄大了，那时候总想知道北京的情况，但我家来信少什么消息都得不到。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私下偷拆过几封别人家的来信，其实只是想看看信里有北京的什么消息，结果交代完就成一条罪状了，给我还定了私拆信件的罪名。就这两件事，把我判了好几年。直到1979年3月20日，才以教育释放的意见把我提前释放。回到丝绸厂之后，我先后干过勤杂工、钳工、图书员。
第二次是1983年全国进行严打，就在我们这种前科犯里开始查，查看谁有什么不轨行为。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进来两个公安说要看看，他们还问我最近干过什么坏事?我说什么也没干过，每天都在老老实实地上班，结果其中一个公安指着门后面立的几把宝剑说，这几把刀是哪儿来的?我说是我自己用废钢料打的，他大声问我，你准备杀谁?我说谁也不杀，早晨锻炼用的。他又很严厉地高喊，胡说！锻炼用什么刀啊！跟我们走一趟！话音刚落，他们就把我推出了家门，我只好跟着他们走。结果他们把我带去之后，再也没放我回来，很快就以私造凶器罪把我判了一年半。
“1985年我再次刑满释放回到丝绸厂，领导安排我当了装卸工人，那年我36岁。1987年底，经人介绍我和当地农民郭荣莉结婚。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北京的念头了。觉得一是有老婆孩子了，二是两次判刑坐牢回北京没单位会要我了，三是我觉得回北京肯定人家都看不起我，毕竟人家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啊！所以干脆不再想回北京的事情了。”
几度牢狱生活使得王雄骥的身体日益虚弱，也使他的性格变得极其孤僻。他从不和周围的人来往，也不和妻子进行过多的交流，每天都是沉默寡言，独来独往。
1990年6月4日妻子和他办了离婚手续，并带走3岁的儿子改嫁他人。
王雄骥说：“近年来我全身是病，前些日子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我严重缺少营养及多种维生素，要求我住院，刚住几天我就跑回来了，欠的医药费至今还没有给人家还上。实在是没有钱给他们，等以后有钱了再给他们还。
“我们厂自从1992年停产放假到现在，每月只发给职工70%的生活费，我一个月全加在一起总共能领63块钱。我身体太差，打工也没人要，63块钱还不够买一袋面，快一年没吃肉和蔬菜了，每天都是吃馒头喝白开水。”
我问王雄骥今后怎么办?他说：“没办法。估计我们厂不会恢复生产了，现在人都快走完了。厂里三百多北京知青只有我和韩天佑两个人了。韩天佑比我还穷，因为他和老婆离婚时人家把儿子留给他了。
儿子今年18岁，比他还能吃，两个人一个月只有63块钱的收入，就算你能买到一袋便宜面，两个人也不够吃。我比他强的是63块钱一个人吃，他是两个人吃，很困难。”
我问王雄骥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什么打算，无论经济条件还是身体条件都不允许。只盼厂子恢复生产，让我吃饱再说。”
在王雄骥的那孔老窑洞里聊了3小时之后，我告别了韩天佑和王雄骥。在他们厂门口等到一辆很破的公车，一小时后我来到50里之外的姚店镇又见到了谢党恩。见到谢党恩之后是下午2点整，他骑着自行车带我直奔东风化肥厂去找老知青张立新。
他当不上北京人1995年10月1日 星期日 睛 延安张立新
张立新的家是一套50平米的两居室，比起韩天佑和王雄骥的住房条件来说，感觉还是要强一些。但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他家4口人的月生活费人均只有62元。
张立新说：“我是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一二二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7日我和几名同学主动报名来到陕西宜川县交里公社南岭大队北门生产队插了队。这个村特别偏僻，当时也极其贫穷，不通公路，没有电，吃水全靠毛驴从山下往上驮，很困难。
“我们刚到村里的时候，不少人都跑来看稀罕，当时村民知道我们是坐汽车来的时候，有人问汽车大还是马车大?也有人问汽车肉好吃不好吃?还有人问我们常不常见毛主席?我们一下感觉好像是进入原始部落了。不过在村里生活了两年，我们和村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很纯朴，对我们每个知青都特别好。
“1970年底，我被招到延安红旗化肥厂当了操作工，好几次受到厂里的表彰奖励。1982年的一天我还成功地排除了一起有可能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相片还被登在了《延安报》上，厂里不少人都认识了我。当时最受感动的是我老婆，不过那时她还不是我老婆，只是我们厂附近的一个农村女青年。”
坐在一旁的马秀花对张立新说：“人家来采访你，又不是采访我。你说你，不要说我！”张立新笑了笑说：“那好吧！
马秀花漂亮又能干，一看就是那种很聪明的女人。马秀花下楼后，张立新对我说：“报纸上介绍了我之后，马秀花就主动跑到化肥厂找我，我一激动就和她结婚了。1983年，所在的红旗化肥厂效益不好被关闭了，我被调到现在的这个东风化肥厂。当时这个厂效益还不错，不久我老婆也按照知青政策吃上了商品粮，还当上了合同工，生活还不错。
“几年后，氖气使我的双眼视网膜受到严重的损伤，视力突然下降，通过几年治疗，视网膜病变还是不断加重。1993年我们厂因为经营不景气宣布停产，全厂职工都没活干了，每个职工只发生活费，生活水平一下就下降了很多。我的视力也接近双目失明的地步。
“为了工作，我成了这样，厂里领导也很同情我，这几年我一直想办个职业病的病退手续，但是厂里又怕办了养不起我，所以只好答应给我办个病退手续。我怕病退钱少，生活更难维持，到目前什么也没办，现在我一个月还能拿一百多块钱，比厂里病退的还强点。”
不一会儿马秀花回来了。她说：“这几年厂里停产不上班，我俩每月只能领到250块钱，4个人的月平均生活费才62块。一家人的肚子里都没油水，一个月光面就得吃两袋。平时液化气也舍不得用，水也不敢烧，两把暖壶常是空的，来了客人只好现烧上一杯让人家喝。我们家不像别人家，你看你那么远来了，也没有什么招待你的，连个苹果和糖都没有，只有干坐着。”
张立新对老婆说：“还糖！你能有饭就不错了！
马秀花说：“饭也快吃不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得跟着他光不溜跑去要饭吃。”张立新笑了笑说：“要饭吃有可能，光不溜跑倒不至于，最起码还有几条烂裤子。”
我问张立新欠没欠账?他说：“账倒是没欠，但没钱。今年八月十五那天，两个孩子要吃肉，一两也没买。今天过国庆节，我老婆上午才狠心出去买了2斤猪肉。这是我们过完年到现在第一次买肉。”
马秀花又接着说：“今天上午买的2斤肉一半都让我炼成猪油啦，要留下以后慢慢炒菜用。他身体不好，我想让他多吃两口，小孩常吃不上肉也该吃。中午把肉做好我连一口也没吃，都让他们吃了。”
马秀花的性格很开朗，她说话的时候始终是面带笑容，而且很幽默。张立新却不同，感觉他朴实厚道得像个陕北人。
我问马秀花去过北京没有，她笑着说：“去过。再不提你们北京人了，我原来以为跟了北京人能享福，没想到还不如跟个延安的农民小子。”
我问小孩学习好不好。她笑着说：“好不了，厂里的子弟学校本身就办得不好，停产了，更不好了。现在工资都停发了，说不定下学期老师就跑光了。不过你看他那熊样样不行，还是个北京户口，跟着我们没钱花，他狗日的照样当不上北京人。”
我问她没钱为什么当不上北京人。她说：“连个买票回北京的钱都没有，怎么当北京人啊！再说去北京吃什么！说不定回去几天就饿死了。”
我问张立新有回北京的打算吗?他说：“很想回，但没有条件。一是没钱，二是没有专长，回去也混不开。天快黑了，我收拾东西要走，马秀花笑着说：“不要走，我给你做饭，吃完饭再走，锅里还有点肉汤汤。
谢党恩笑着对马秀花说：“肉汤汤留着你们自己吃吧！我带黑明去我家吃，我老婆肯定早就把饭做好了，不过我家里连肉汤汤也没有。
马秀花说：“我才不信，钢厂肯定比我们强！”
谢党恩说：“我们还不如你们，我们已经两年没发工资了。“一边说，我们一边出门并和他们告辞。晚上7点，我才跟着谢党恩回到他家，吃了今天唯一的一顿饭，馒头、稀饭、土豆丝…。
周胜利等5男5女的搭配1995年10月2日 星期一 晴 延安周胜利
上午9点，来到钢厂知青周胜利家的窑洞里，周胜利满口北京话，几乎没有一点陕土北口音，看上去很是朴实、开朗。
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钢厂。他说：“1971年5月招工来的，再没挪窝。”我问他什么时候成的家。他说：“1975年经人介绍认识了罗彩花，她是当地知青。1977年她被招到咸阳国棉七厂当了工人，1979年初我们结了婚。没有关系，她一直调不回来，两地分居过了8年。1984年10月，新上任的厂长终于发了善心，把我老婆从咸阳调回了延安钢厂。从此我们的生活稳定了很多，再也不用来回花路费了。”
我问他今年多大，北京哪所学校毕业的。他说：“44了，1951年生人，北京古城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我请他说说插队的事情。他说：“插队把我们这代人给耽误了，既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大学，除了认识几个字，其他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就跑农村了。1969年1月18日那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送到黄龙县圪台公社南硷大队沟口生产队插队。当时给我们队分了5男5女，也许是人家上面早就想好要让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所以才会有了5男5女的搭配。当然，大家只是同学，并不是恋人，5对男女的搭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能结合到一起。
“到村里的当天晚上，我和另外几名男同学被安排住进了一孔很烂的土窑洞，窑顶上裂着很宽的一道缝子，窑顶与地面之间还支着几根木柱子，防止窑顶塌下来。那晚睡到半夜，同学们都在议论窑洞会不会場下来。说着说着我们就点着煤油灯，跑到队长家敲开门问队长窑洞会不会塌，队长说：‘没事！
住了好几辈子了，不可能塌，快回去睡去吧！’听了队长的话我们又回到那孔不知住了几辈人的烂窑，大家几乎一晚上没有睡觉，一直还在议论烂窑洞会不会塌，有没有可能给我们换个新一点的窑洞。
第二天开会，队长给我们知青分活儿，不知为什么让我当了村里的保管。当保管基本不用上山劳动只是闲的时候帮着饲养员老头儿干点杂活儿。记得有一次我赶着毛驴车去山里送粪，结果在一条很窄的山道上翻了车，差点没把我摔死。我带着伤回到村里后，队长说我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久，推荐我去县里参加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让我介绍了经验。
“1971年开始招工了，我就来到钢厂当了工人。比起有的人，其实我插队的时间并不算长。”
我问他现在家庭生活有没有困难。他说：“有啊！都是困难！现在全国都在搞改革，我们钢厂也一样。我们厂1993年只生产了125天，1994年生产了100天，今年截至目前累计生产不足两个月。停产期间厂里规定只发给我们技能工资，但是财务说没钱，技能工资也半年没有兑现了，饭也快吃不上了再过两个月老本就吃完了，到时吃什么，这就是我们全家5口人的最大困难。
我儿子的户口按政策回了北京，也只好在北京上学，因为不开工资，我已经两个月没给他寄钱了，全靠老人管。
前段时间，我老母亲因脑血栓病得很厉害，家里连续3次来电报让我回去，但没有钱回家，一直没敢动身。好在现在老人的身体又好一些了，暂时也不用我回去了。”
我问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没有什么想法。他说“岁数大了，什么也不敢想了，文化基础不好，学什么都很困难。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能给办个有生活保障的退休手续，然后回北京照顾老人，招呼孩子念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像我们一样，一辈子没本事，吃饭都成了问题。
结束了和周胜利的对话，我赶长途车直奔延安。下午4点从延安坐长途车一个多小时又来到了安塞。
来到安塞先去县委家属院看望了一个从小在一起玩大的朋友的父母，朋友的父亲多年来一直是安塞的县委书记，他对安塞腰鼓和安塞的民间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关照下，我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
注：几年后周胜利的儿子在北京考上了大学，他也回到了北京，多年来一直在一些小企业打工看大门。
一杀就是15年1995年10月3日 星期二 安塞早晨7点，县委宣传部就来人叫我吃早饭，由于朋友父亲的安排，我的个人行为被变成官方接待，并且很热情地要为我派车和安排采访对象。为了方便采访，我说我今天休息，明天再开始工作，于是才推托了他们的好意。
县委的同志走后，我背起摄影包走出招待所打听到副食加工厂直奔何连生的家。进了大门之后，在何连生的同事老闫的指引下，我在一间极其破烂的简易小平房的门口，见到了何连生夫妇。当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何连生坐在一堆煤上，他老婆坐在一堆柴火上晒太阳。
老闫指着何连生开玩笑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北京洋人，你看这两个人那样子，没文化还戴个二饼子，一根骨头都啃不上，牙倒掉完了。”何连生听着什么话也没说，他老婆却对老闫说：“你那样子好?你看你毛都掉光了还笑话别人！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开玩笑对骂着。
此刻，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是两口子。何连生看上去不像四十多岁，像五十多岁。他老婆看上去也不像四十多岁，很像六十多岁，因为她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牙都掉光了。何连生得知我是特意来采访他的时候，很热情地让我进他家里去聊。
何连生带我走进家门后，他老婆也跟进来了。进去后我发现的确是又小，又黑又脏，除了小土炕上有一卷露着棉花的破被褥，地下立着一口大水缸之外，再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锅碗瓢盆和半盆子剩饭，而且味道也很怪，让人很不习惯。何连生对我说“坐炕上。”我说：“不坐了，房子里太黑了，咱们还是去外面聊吧。”
出门后何连生拿了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他又坐到了煤堆上。
我问何连生多大了。他说：“47了。”他老婆在一旁说：“谁说47了?48了！”何连生说：“哦，48了，我问何连生当年怎么来的陕北?他说：“先坐火车到的铜川，又坐汽车来的延安和安塞。”他老婆又插话说：“你不是说公社到村里是坐的驴拉车吗?何连生说：“就是，忘说了。“
我笑了笑说：“当时谁让你来的陕北插队?是学校还是家里?”何连生说：“是毛主席啊！"我说：“老何，干脆我不问你了，你自己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你的经历吧！”他：“可以。”
何连生想了想说：“我是北京二十一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父亲过去是建筑工，母亲没工作，兄弟6个。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下乡，宣传队就跑到我们家动员让我走，我不想走，结果陕北来北京动员的干部说：‘毛主席在延安打江山13年，延安解放得早，又是革命圣地，城市很繁华，电灯、电话、公路、水路样样齐全，想吃什么有什么。’我听他这么说，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969年初，火车把我们送到了铜川，又让汽车把我们送到延安，到延安后我发现延安没有北京好，根本不像宣传的那么好。在延安住了一晚上，又把我们送到了安塞县招安公社枣湾大队，枣湾就更穷了。
“给我们队一共分了14个知青，不知为什么让我当了组长。还给我分了个放羊的活儿。放羊虽然不用上山出苦力，但山上缺草，羊跑得快，一年四季跟着羊不停地跑。枣湾很穷，不少人家粮食不够吃，常把鸡、狗、猪饿得直往厕所里跑，害得我们上厕所还要不停地挥手喊叫。
“1970年县上开始招工，我被招进了县副食加工厂。我做过酱油和醋，漏过粉，还蒸过酒，干了整整10年。1980年又安排我开始杀猪，一杀就是15年，现在还是杀猪的。在这单位做酱油和杀猪都不好找老婆，我只好找了个喂猪的，不过我们过得还可以，基本没有什么矛盾。我们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户口转回北京在技校毕业工作了，二儿子在安塞没考上高中，他舅舅走后门花了2000块钱到四川当兵去了。
“现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安塞，收入低，生活条件也差，你刚才也进我家的门了，也看见我们的生活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也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问他每月的收入有多少。他说：“按理说我和老婆加一起每月能领480块钱，但因单位效益不好，连续3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现在银行还存了300块钱，如果再过两个月不发工资，我们就得借钱买粮了。”
我问他北京家里的条件怎么样，老丈人家怎么样，能不能帮上忙。何连生的老婆抢先说：“我家是帮不上，我父亲原来也是这单位杀猪的，他收猪、喂猪、杀猪，干了四十多年，到去世一个月才挣四十多块钱，根本帮不上我们。
“他们家兄弟6个，我掌柜的是老大。老二在北京环保局工作，老三在后勤部工作，老四在电视机厂工作，老五在建筑公司工作，老六不晓得在哪个单位上班，反正都在北京。他们对我们都很好，对我们帮助也很大。
“老人在北京就住王府井那一块儿，对面就是隆福大厦，那里干什么都很方便，只要有钱，想买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王府井比安塞红火多了，就连安塞赶集的时候都没有那里人多。我们每次回去孩子他奶奶都很高兴，总夸我勤快。还有家里的几个兄弟也都对我们很好，所以，只要跟他回到北京我就不想回安塞了。
“孩子他奶奶总说我们最苦，还从北京给我们捎来一个洗衣机和一个14寸的彩色电视机，电视机是他们兄弟几个凑钱给我们买的，我们可高兴了。”
我说怎么没发现你家有电视和洗衣机呀！她说：“电视在楼上的公家的办公室摆着，这里太乱了，放这里的话把电视机都糟蹋了。”我问洗衣机在哪儿?她说：“这里没水，洗衣机在屠宰场里面摆着，那里有水。”
我说老人对你们真好啊！她说：“老人和那几个兄弟都很心疼我们，每次看电视和用洗衣机，我都能想起老人和他们那几个兄弟。我们老人常说我们回不去，他们心不安。现在孩子他爷爷82了，在北京瘫瘓了，我们路远也伺候不上两个老人。”说着说着，她流出了眼泪…。
何连生看老婆哭了，对她说：“行了，行了，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他接着又对我说：“走，我带你去看看我上班的地方。”
我们在院子里走了大概一百多米便来到他杀猪的地方。他打开铁门后，我发现那个杀猪的房子最少也有一百多平米，中间有个很大的水池子，旁边还支着两口巨大的铁锅，地下还放着几个大铁皮盆，里面堆了二十多个猪头。
何连生说：“这些猪头正等着我洗呢，还有好几十根猪肠子今天也要洗出来。我不光是杀猪，包括收拾猪头、洗猪肠子和所有的猪下水，都是我的事情。弄这些事很累，还发不出工资。
何连生的老婆又插话说：“我有胆囊炎，身体不好，他的苦重，我也帮不上忙。最多也就能给他刮刮猪毛。我的病连肉和鸡蛋都不能吃，一吃就犯病。何连生看着老婆瞪了一眼说：“你胡说什么呀！鸡蛋和肉你能吃得上吗！提水去！
他老婆也瞪着眼睛说：“吃不上还不能说吗！就该你说啊！"她一边嘟囔着，一边拿桶帮老何提水去了。
何连生最后说：“我老婆特别爱说话，有时候感觉很麻烦，你干万不要见怪啊！”我说爱说话好啊，你正好不用寂寞。他又说：“有时候你睡着了，她一个人还说，真能把你说醒来。怎么说她，她都改不了。”
我问何连生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活一天，算一天。”他老婆听见后又说：“有，以后想回北京，和儿子在一起。”老何看了看他老婆说：“外国你也想去！"此刻他老婆看了看我笑得很开心……
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
我也心甘情愿
殷金昌
上午与何连生的对话持续了5个小时之久，午饭也没吃。下午2点我又来到县政府大门口的收发室，在此见到了我要找的第二个老知青殷金昌。
殷金昌得知我从北京来之后，显得非常热情，一定要我去他家，还说收发室什么都没有，他家里有沙发、有茶叶，说话方便。
在他的盛情邀请之下，我跟着他来到县政府的后院，他家在此有着一孔砖窑，虽然不大，但很明亮，而且环境相对也要比何连生的居住条件好很多。
殷金昌一边给我泡茶，一边对我说：“我虽然不如有的人过得好，但毕竟也还算可以。安塞现在总共留下6个北京知青，只有我一个在县政府和县委大院里上班，这院子在北京不算什么，在安塞来说可就等于是北京的中南海啊！还有延安和安塞的很多知青都领不到工资，我的工资每月都能按时发，而且有时候办个什么事情也很方便，毕竟当官的都在我们一个院子里住。”
殷金昌的话语和举止中，明显流露岀一种特别的满足感。
我问他怎么进的县政府。他说：“1971年我被招到子长县的一个煤矿去井下当了工人，在小煤窑干了几年太受罪，而且死命不保，所以又托关系调回了安塞。刚调回安塞我在机械厂当工人，1983年又托关系调进了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一开始我在政府烧锅炉、扫厕所，过了几年他们说我锅炉烧得按时，厕所也打扫得干净，所以就提拔我当了收发员，包括书记和县长也认识我，每次在院子里碰见我都和我打招呼。”
我问他老婆是干什么的，什么时候结的婚，几个孩子。殷金昌说：“我老婆叫李玉莲，1977年我30岁那年通过城里一个卖菜老婆儿给我介绍的。当时李玉莲是从真郊大队来城里卖菜的，认识以后，我每次去她那里买菜她都给我称得很高，慢慢我就觉得她很实在。后来我对她说：“我穷，没钱。她说“我比你还穷，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我也心甘情愿。”她那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去她家之后，老人也对我特别好，时间不长我们就结婚了。”
此刻正好李玉莲回来了。她听了一会儿我们的对话之后，也主动开始插话。李玉莲说：“殷金昌这个人太老实了，不过命还可以。”我说怎么可以?你对他满意吗?她说：“还可以吧。其实在我们没有认识之前，我就经常见到他。那时候他们机械厂就在我们家的山坡底下，每天看着他们这些穿着工衣上班的人都很羡慕。那时他是修理工，个子不高，性格很开朗，老远就能听见他的笑声。每天站在我们院子里都能看见他在搞修理。看了两年，我看他还没有婆姨，就托一个和我一起卖菜的老婆婆去说媒。
没想到他真的同意了，我特别高兴，毕竟人家是公家人啊！结婚快20年了，他对我很好，从来没有小看我。”
殷金昌看见老婆夸他，他也说：“她跟我这么多年也没少受罪。我们刚结婚之后，队里不给她粮，我在机械厂上班，每月才给七块五毛钱。后来厂子倒闭了，她跟我饿了8年多，有时候家里连小米饭都吃不上。我们1977年结婚，1978年就生了儿子，1979年又生了女子。一家4口人，就吃我一个人的粮，全凭羊芋、红薯过日子。幸亏1983年调县政府了，要不然现在也照样没饭吃。”
我问他认识何连生吗。他说：“认识啊！那是我们老乡，何连生那人太老实了！单位领导对他一点都不好，住的房子连个猪窝都不如。他人老实，不爱说话，也不会在领导面前说好听的，所以领导根本看不起他。就连他现在住的那间烂房子，还是前年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才抢到一间漏雨的破房子。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那个老乡。”
我说我去过了，刚就是从他家过来。殷金昌说：“他肯定没给你说单位领导整他吧?我知道他这人不敢说！要是我，县长都敢找，毕竟我们是老知青嘛！
这时坐在一旁的李玉莲说：“你又开始吹了。那前几年王主任整你你为什么也不敢说！”殷金昌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问王主任是谁。李玉莲说：“原来政府办的主任，现在调延安去了。那时候王主任刚调来，他和人家当面开玩笑说王主任“贼眉鼠眼的，和林彪一样长了个小蒜脑′。当时人家没说什么，结果当天晚上开会就说殷金昌没把他看在眼里。还说烧锅炉是个要害岗位，万一用人不可靠，一下就把锅炉烧爆炸了，为了保证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安全，决定换人。当晚就宣布让殷金昌去打扫厕所。
“第二天一上班，王主任就给了他一把铁刷子，让他去把厕所里尿池子上的白瓷砖刷干净，老殷去之后听见厕所里有人，就说等没人了再去刷。结果王主任说让你现在刷你就现在刷，要不就扣工资。结果他进去之后，里面蹲个县长，县长大声说：‘你先出去，等我完了你再刷！’他跑去找王主任，王主任早跑了，其实王主任肯定知道里面有县长，专门捉弄人！
“我1985年落实政策吃了商品粮之后，也被照顾到县政府和他一起烧锅炉，结果那天晚上王主任也不让我烧了，让我去烧茶水炉。锅炉是季节性的，天暖了就不烧了，茶水炉是一年四季天天要烧。就因为那么一句话，王主任不光是给我们换了工种，还总扣我们的钱。
“1993年开春，王主任调走了，临走时他在院子里对我说：‘李玉莲你知道吗?我把你们两口子每人捅了一刀。人家每年只烧4个月锅炉，我还给补助300块钱，你们一年四季烧茶水炉，我一分钱也不给你们补，你们懂不懂！’他当时这么一说把我气坏了，我当时就说：‘王主任，我懂，你没有儿子就是因为你的心太好了！’结果他知道我是骂他断后了，什么话也没说低着头就走了。我心想你王主任真是欺人太甚了，算计了别人还怕别人不知道，有意让人气上加气。不给他这句难听话，他还不知道会对我说些什么！”说到这里，李玉莲一边笑，一边流出了眼泪。
我问她现在的主任对他们好不好。她说：“特别好！”包括任书记和张县长都对我们很好，还有新来的高主任也很好。王主任刚一走，办公室高主任就开会说殷金昌是北京知青，让人家打扫厕所太欺负人家了，以后不管他干什么，你们谁都不要眼红人家。结果没几天高主任就把殷金昌提拔到收发室去了。
高主任还找县长给我们在政府院子里要了这孔砖窑，说让我们上班方便些。我们院子里住的没有一般人，都是书记和县长，最小的也是部局长。
最近我女儿考上延安师范了，正愁没有学费，结果县委张书记他老婆无意中听见了，当天就给我送来2000块钱，第二天我们就把学费交了，让我们很受感动。
我问他们的儿子在做什么。殷金昌说：“1982年我儿子的户口按照知青政策转回了北京，结果北京念书收费太高，又把户口转回安塞了。因为北京太贵上不起，安塞没户口也不能上，所以只好把户口办回来。不过办回来也有办回来的好处，要不把户口办回来，在北京连个兵都当不上。毕竟我在政府，认的人也多，已经说好了，准备今年把儿子送去当兵。”
说到孩子的事情，殷金昌仿佛想起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说：“我要是当年不来陕北插队，说不定还有点发展。那时候我父母都是国家地质部的干部，家庭条件也比较优越。我上的是北京外馆中学，从小父母就很重视对我的培养。我喜欢体育运动，1956年就获得过东城区少年组的中国式摔跤第一名。
“1968年底插队开始后，我刚刚初中毕业，当时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报名，可是宣传人员说：‘延安是陕北的好江南，遍地是牛羊，肉和瓜果梨桃随便吃，出门就能骑毛驴。’当时我觉得那比北京强多了。很快就偷岀家里的户口簿，去派出所花5分钱注销了户口，领到一份迁移证。当天下午，街道办事处就给我送来了大红花，这时候父母虽然不同意，但已经来不及了。
1969年1月21日那天，我们来到安塞县高桥公社刘塔大队，进村后队长把我们几个安排到一孔特别烂的土窑洞里，窑里只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点着时满窑都是塑料瓶盖的焦糊味。当天晚上好几个女同学都围在我们窑里的这盏小油灯下哭了，问我们男生以后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村里人都来看我们这些外路人，我问一个年轻人果园在哪里?结果他说果园是什么?我说苹果树啊！没想到在场的人都笑了，年轻人对我说，饭都吃不上还想吃果子，想得倒美，你以为这是北京啊！我当时一听肯定是上宣传队的当了。就这样，一辈子被留在安塞了。”
我问他今后还准备回北京吗。他说：“我都48了，不回了，要回早就回去了。1987年我父母的单位就给我发过两次调令，想让我回北京。但我总觉得丈母娘对我像亲儿子一样，走了对不住人家。再说儿子的户口也回来了，女子也在延安上学了，将来不管是复员还是毕业，他们都要回安塞，所以这辈子就不打算回北京了。还有一点，在安塞认识人多，办个什么事也方便。只要一家人感情好，走在哪里都会一样。不想北京了，以后有钱了多回去看看老人就可以了。”
下午6点结束访谈，当我要离开他家的时候，殷金昌夫妇说什么也要留我吃饭。我说：“已经说好了，晚上要去你们县委任书记家吃饭。”他“啊”的一声，“你怎么去书记家吃饭！?”我说：“我和他儿子是小时候的同学，关系很好，说好晚上要去他家吃饭。”殷金昌赶忙说：“任书记人很好，咱们说的那些事你可干万不要跟他说！”我说：“你又没说他坏话，你怕什么呀！”他说：“是，是，不怕！
李玉莲接着说：“就是嘛！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怕什么啊！这人让当官的整怕了，胆子小得要死！
殷金昌看看李玉莲说：“我才不怕！”接着他又对我说：“走，我送你去，任书记家就在我家后面那排窑洞里，只不过他们是一家一个院子。”来到书记家门口，他说：“这就是任书记家，你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我进去不太好！”我笑了笑说：“那好吧！以后你回北京咱们再聊。”他说：“好，好，好！那以后 再见。”
听说志丹县自来水厂有个叫张秀源的知青被判过刑，坐过监狱，因此对他或多或有些好奇。离开陈寿桢家，我火速跑到自来水厂并找到张秀源。看上去他是一个很阳刚很粗犷的男人。走进他的家门，显得冷冰冰的，大冬天火也没生，门也敞开着，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当我说明自己的目的时，他说：“插队有什么好聊的，几十岁的人了，过去的事早就忘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热情地关上门，生着火，烧了一壶开水，给我泡了一杯很浓的茶。
坐稳后他说：“冷不冷?”我说：“有点冷。”他说：那喝点酒吧！”我说：“好啊！”他扭头就走进厨房端出了一盘猪耳朵、一盘花生米，顺手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西凤酒，一下就把瓶盖儿咬掉了。然后他取来两个小酒杯：“你能喝几杯?”我说：“半瓶。”
他说：“这是高度酒。”我说：“没事。”他有点不信似的，但还是很爽快地说了一句：“那咱们就用喝水杯吧！”我说：“可以。”他看了看我笑着说：“你行吗?
他拿来两个白色的玻璃杯，一瓶酒倒了满满两杯，顺手把空瓶子扔到了茶几底下说：“来，喝！”几口过后，我们都没有什么客气话了，我直接问他当年为什么被判刑。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在报纸上看的。他笑着说：“不会吧！我可没上过报纸！”这时我笑了，他也再没有追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底细。
连碰三下，我们每人喝去了少半杯。张秀源说：“干坏事呗，干好事肯定不会被判刑。”我说什么坏事。他说：“喝喝喝，喝了再说。”
我俩每人又喝了一大口之后，他说：“说起这些事话就长了。我爸是个工程师，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生活条件一直不好，‘文革’开始后，我妈在街道工厂的工作也没有了，全家的生活更艰难了。我姐和我妹只好报名去了青海支边。
1969年初，一个同学跑到我家说，不少同学前几天都去延安插队去了，那么多人在乡下，肯定很好玩。加上谁都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怎么也不会太差吧。第二天，我俩就跑到派出所办了户口迁移证。2月9日那天，我们就一起来到志丹县双河公社桃庄湾大队。
“我是北京三十八中的，算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来的时候我还不满18岁。刚来跟着社员劳动了几天之后，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连饭都吃不饱，觉得太受罪了，所以很快就不干了。总去附近村子的知青组浪荡。
“1969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上山劳动后第一个回到知青组，饿极了，便自己动手做饭。不知是因为刮风还是下雨，柴火怎么也烧不旺，而且烟冒得满窑都是，熏得我直流眼泪。当晚我就叫齐了在家的6个知青，在煤油灯下和他们商量，准备集体出走。
几个知青都很赞同。当时便开始收拾东西，还将仅有的几斤荞面全部烙成饼。然后我把锅碗瓢盆全部扔到院子中间，砸了个稀烂。我们连夜悄悄地离开桃庄湾向延安方向走去。走了三百多公里，一路上经过7个县，吃住全靠路边每个村的知青组，第七天的晚上，大家终于到了铜川。铜川有火车，我们从北京来的时候，就是在铜川下的火车。
人多嘴就杂，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一路上互相之间产生了不少分歧。在铜川，我们呆了整整3天统一思想，但有的想扒火车回北京，有的想去外地亲戚家，有的愿意去流浪，有的想回村里，最终思想统一不了，还是解散了。
“散伙儿之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决定回北京，所以我们顺着铁道走进了铜川火车站，心想只要有往北的车就上。结果真过来一辆闷罐车，也就是货车，车开得不算快，我俩很快就扒上去了。当时也不知道火车往哪儿开，结果到了德州停下不走了，我们又扒一辆火车到了沧州，然后才换车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们家的房子也被封了，不知我妈去哪儿了。我就跑到我舅舅家，听说我妈妈去四川了，给了我个地址是成都511号信箱。拿上地址我就去了成都，结果打听了很多人，都不知道511号信箱在哪儿，去邮局查，人家说是保密单位，不告诉我。
我姐姐和我姐夫都在那个保密工厂工作，我姐夫是搞核物理的，他很早就是中科院的院士了，最终在成都呆了几天，没找到我妈，也没地方去，也不愿意回陕北，所以就开始流浪了。
“那些年我流浪去过青海、甘肃、四川、河南、河北等许多省的大城市，一路上又偷又抢，连打带闹，除了没杀人，别的都干过。“第二年，我在宝鸡火车站打架被拘留了，半个月后被宝鸡的公安人员遣送回村。回到村里不到一星期，我又跑了，又去了四川，还是想再找找我妈。没找到又流浪回了北京在北京流浪了一段时间，赶上了林彪事件，当时全国各地都抓得很紧，对外地人抓得很严。为了躲避当时的紧张气候，我只好回了村里。”
因为要赶时间回延安，所以我忍不住问他什么时候判的刑。他说：“知道你会问这件事情。”我笑了笑说：“我着急要去延安，不问就没时间了。”他说：“明天再走，我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瓶喝完咱们再开一瓶，来，喝喝喝！”
他狠狠地喝了一口酒，又喝了一口茶说道：“那是1973年6月的事了，当时知青小组的粮食都不够吃，有一天早上，我和另一名知青因为抢吃一个馒头，相互打得头破血流，加之我平时表现不好，县公安局当天就派人把我关进了监狱。很快就把我判了3年的劳动教养，送往铜川的一个劳教所。
刚进去之后，有的老犯人还想欺负我，一听我是北京的，马上就没人敢惹我了。那时北京知青把当地的地痞都打怕了，在监狱里只要你说北京话，基本没人敢惹你，因为他们打架和偷东西的本事都是跟着北京知青学的。所以他们们对北京知青都会另眼相看。
我问他哪年回来的。他说：“那帮孙子特不讲理，本来刑满之后应该释放我，但是他们说怕我回去屡教不改，所以就把我强行安排在耀县一个氧化铝厂。
那个厂很大，有两千多人，全是刑满释放人员。条件相对要好一些，每人一个床，也没有人拿着枪逼着你干活，在那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期间，我学会了电焊技术。
“1979年底，赶上特赦，那年把国民党、特务、右派都放了。我也跑回志丹找公安局，要求回来，因为在那里虽然不算犯人了，但都是劳改释放的，连对象都找不到。后来县上同意了，我就从县公安局开了证明回来了。回来之后，我还是回桃庄湾当了农民。
时间不长，赶上县里招工，我被招到了县建筑公司。经过考核，我当了电焊工，在全公司，可以说我的技术是最好的，没人能比上我。后来公司效益不好，我又单干了两年，那几年别人焊油罐炸死好几个，我从来没有出过事，所以志丹没人不服我的技术。”
我问他什么时候成的家。他说：“回来刚刚一年就结婚了。那时给我介绍对象的很多，毕竟我有技术，而且又是知青，谁和我结婚，谁就可以吃商品粮。再说我又不是个坏人，只是那些年没得吃才出去瞎跑，要是能吃饱，谁愿意四处流浪啊！后来看上我的人很多，我可以随便挑。我觉得杨志爱挺顺眼，1980年底就和她结婚了。结婚没几年，她和3个孩子就转了户口和商品粮，还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来，县上照顾亏损企业的北京知青，把我调到了自来水公司当上了供水工，一干到现在再没挪窝。”
现在张秀源一家用着自来水公司的一座二层供水小楼，客厅、卧室、休息间样样齐全。近年来，他省吃俭用，还购买了彩电、冰箱、录像机等家用电器。县城不少人对他的工作、生活以及运气投来无比羡慕的目光。他爱喝酒，每天一瓶，他说他挣的一半钱都喝酒了。
我们喝完杯中酒之后，他说：“我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得到志丹人对我过去的原谅，也才能让更多的志丹人对我有个新的认识。
最后我问他还回不回北京了。他说，“这辈子可能回不去了。我离开北京快30年了，每隔几年就想回去看看北京的变化，可是每当回到北京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陕北人，回到陕北，又总认为自己是北京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结束和张秀源的对话，已经4点多了，张秀源建议我在他家住一晚上，并说他老婆回娘家了，晚上也不回来，有的是地方，而且还说晚上再喝一瓶。但由于明天已经约好了采访路贵邦，我和梁子不得不返回延安。
5点钟，天基本黑了，我和梁子赶上了最后一班志丹开往延安的长途汽车，3个小时后，又回到了宝塔山下……
今天是正月初十，我的生日。好几年没有在家过生日了，几乎每年的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只不过去年的生日和今年的生日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寻找遗留在黄土地上的北京知青。
前几天听说延长油矿青化砭油田有一位性格古怪的北京知青，不爱说话，除了工作，几乎不和什么人来往，总是喜欢独来独往。按照朋友提供的地址，一早我便赶到离延安40公里的青化砭油田去找杨泽芳，去之后问了很多人，都说没听说过这个人，最终在井下作业队打听到了他。
油田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老杨。修井队的人说，老杨上班去了，跟车去20里外的姚店采油区修井去了。一个小时后，我在延河边的一个油井旁见到了杨泽芳，除了保留着浓郁的北京口音，看上去和其他修井工人没有任何区别。他得知我是特意前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外面太冷了，我们去房子里说吧。跟着他，我来到了石油工人值班的箱式活动房，杨泽芳用别人喝水的罐头瓶子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我，我们围着一个火炉子，说起了他的历史。
杨泽芳是个小矮个儿，看上去显得很老。我问他多大，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1952年的，44了，老了。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上学也在北京。我是北京九十六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毕业都快30年了。”
我问他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北京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说：“军人家庭。家里没人了。我父亲曾经是空军部队的一名中将，母亲当年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我小学是在八一学校上的，小时候享受的是一级保育，父母很宠爱我，我是父母唯一的独苗。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生活上也没受过什么苦，要说家庭条件的话，可以说非常优越。”
我说那么好的家庭背景，为什么插队，为什么不早点回去。他说：“插队开始后，按照规定，我作为独生子应该是‘免下”的范围。但当时和我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又是同学的晓红因为她父亲被打成了黑五类，所以她必须下乡接受再教育。晓红的父亲也是一位高级军官，和我父亲是最好的老战友，他们一起当兵，一起打仗，包括我母亲和晓红的母亲也是解放前就在一个部队工作的战友，关系就像亲姊妹一样。
所以，晓红要去插队了，她的父母还不知让造反派关押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对我说，“晓红的父母都在难中，晓红这次插队走得这么远，我和你妈商量想让你陪她一起去延安，好有个照应。其实我当时不想来，因为很多同学都不来，都想等着上大学或者是去当兵，我们当兵很方便，说走就走。但是父母已经商量过了，我只好按照父母的意愿陪同晓红来了延安。
好像是1969年1月初来的延安，具体是哪一天，我就不记得了。
到延安后，我俩才知道没分在一起，而且相隔将近300里路。当时把我分到延安县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插队了，把她分到富县直罗公社的一个村子了。
时间不长，我就主动要求调到晓红插队的村里。从此晓红像亲姐姐一样关心我，我的衣服都是她洗，我也像亲弟弟一样帮助她，什么重活都不让她干。
“第二年初，晓红被抽到知青汇报团回北京给周总理和中央汇报演出，汇报完回到延安之后，她被留到延安歌舞团当了专职演员。她离开村里后，我感到很孤独，也很寂寞。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谈恋爱，但她走了之后，我总觉得很失落。为了能离晓红近一点，我就通过我父亲的秘书，1971年10月把我安排到了当时的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归空军管，我父亲的秘书说了就算。
“到民航站工作的第二年，我就被送往西北军事电业学院学习了两年。毕业后为了晓红，我又回到了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离歌舞团很近，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我经常去她那里吃饭，她也总来民航站找我。
“1973年初，我们互相之间都表露了另外一种感情，从此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知道了什么是爱情。那年我21岁，晓红22岁，她长得很漂亮。
“1974年4月21日上午，晓红突然来找我，她很少在上班的时候来找我，一般都是下了班才来。那天她来很激动，给了我一张晚会票说，晚上7点延安大礼堂演晚会，有她的新节目演出，让我一定去看，说完她就走了。没想到晚上我正要出门，结果来了附近工厂的一名女知青让我给她指导一下拉小提琴，大家都是北京来的知青，也不好意思推辞，为了情面，晚上我就没有去看晓红的演出，一直在给那个女知青教琴。估计晓红给了我票，她知道我的位置，所以她发现我没去。等她演出结束后，就跑到我的宿舍找我，也看到了那位女知青在我宿舍，尽管我跟那个女知青并不是很熟悉，也没有任何别的事情，但晓红还是有些怀疑我。当时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很不高兴。我本来想给她解释一下，当着那个女的我又没好意思，心想过两天再给她解释也不晚，反正自己没做亏心事。
“没想到连着两天她都没来找我。第三天一早，来了两名公安局的干警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叫杨泽芳，我说是。结果他们说找我调查晓红的死因，我这才知道晓红写下两封遗书和一封绝命书，喝了一瓶‘乐果’自杀了。
“当我得知晓红自杀的消息之后，自己也想自杀，当时真的是不想活了。很多人劝我，都说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千万不要想不开。也都觉得晓红太可惜，认为她太轻率。这事发生之后，我实在不想在延安待了，感觉在延安很痛苦，一个月后，又通过我父亲的秘书把我调到了天津民航站工作。虽然离延安远了，但每天还是想着延安，想着晓红，每当想起那件事情就不由得流泪。那段时间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瘦了很多。
“没想到去天津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也就是6月18日下午，在我上班的地方突然出现了几名公安干警，有延安的公安，还有天津的公安配合，他们当时就拿出了逮捕证，给我戴上手铐让我跟他们走。第二天，就把我押回了延安。一个月之后，以伤害罪的名义给我判4年刑，送到了延安最大的劳改农场姚家坡。
“判我的刑我没有埋怨什么，一心想着就是为晓红赎罪，毕竟她是因为我死的。在监狱里，我没有和任何人争吵过，每天一句话都不想说，可以说那4年把我的性格彻底改变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想说话。其实过去我不是这样，就是那次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1978年6月17日，我的4年刑满，按说应该离开姚家坡，但监狱管委会把我又留在了劳改农场的新生砖瓦厂工作。当时我很不甘心，第二天就跑到铜川坐火车回北京想去找父母，没想到回到北京家中之后，只有从小带我长大的保姆田大妈在家。我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田大妈哭了，她说你和晓红的事，还有你进监狱的事你爸爸妈妈都知道，他们都很难过，而且都去世了。还说我父母不让她走，让她等着我。听到田大妈的这些话，我当时就瘫软了。没几天我就告别了田大妈，回到了劳改农场的砖瓦厂，从此哪儿也不想去了。至今我父母住过的房子国家还没有收走，我准备退休后回去住。
“刑满的第二年，通过我当年插队的大队书记介绍，认识了一个农村姑娘余秀芳，后来我们结了婚。
1980年初砖瓦厂停产，我被调整到陕西劳改局的新川水泥厂，新川水泥厂也是劳改释放人员组成的，还不如砖瓦厂，呛得要死，很辛苦。
“1982年7月的一天，新川水泥厂的管教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宣布，说我无罪，并且说已经把我从前科犯改为正式职工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怎么也不想在监狱的水泥厂干了，毕竟那里都是些犯人。平反后，我离开水泥厂回到了当年插队的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让村里人知道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坏人。好在村里人都理解我，也同情我。就这样，我又在村里当了将近5年农民，为一家人的吃喝，每天都要上山劳动。”
我问他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他说：“1986年底，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延长油矿管理局找到高鹏飞局长，我把我的不幸遭遇给他说了之后，他很爽快地答应给我帮忙。时间不长他就把我安排到了青化砭油田井下作业队当了工人，从此高局长把我从农民转成石油工人，在野外修井已经整整10年。包括我老婆也是高局长给安排到油田工作的。其实我特别感激高局长，要不然我肯定现在还是个农民。我常想去看看高局长，但听说他调到西安去了，我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他。”
杨泽芳最后说：“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谁也不怨，只能怨那个年代。晓红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她，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果她还在的话，我们肯定早都回北京了。她走了22年了，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说到这里，杨泽芳又一次流出了眼泪。
离开杨泽芳之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了杨泽芳当年工作过的延安民航站，买到一张明天飞往北京的机票，然后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算是给自己过过32岁的生日。
注：杨泽芳的故事是否完全属实，我没有地方去考证，但他的故事一直以来，的确很让我感动。
张顺兰的家在延安市河道管理处的院子里，离延安宾馆很近，最多不足200米。每次到延安，我总会去她家坐坐，因为她家的日子似乎比所有知青的日子都要清苦。早饭后不到8点钟，我又来到她家，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了。
早在去年9月30日，我就在赵丽媛家和张顺兰聊了很多，觉得她很可怜。张顺兰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七十八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姐弟7个，一家9口全靠当搬运工的父亲养活。为了给父亲减轻负担，她于1969年1月7日插队到延安县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住进了一孔破烂不堪的土窑洞。没多久，天阴下雨，土窑洞突然坍塌，将她和另外5名知青埋在里面，多亏一名叫薛广才的村民及时发现，并挖开窟窿，将6名男女知青救了出来。知青们很感激这位救命恩人。遗憾的是后来他因为和一名女知青产生了感情并发生男女关系而被关押，趁一次上厕所的时候逃跑并自杀在一个深山沟里。
下童沟大队共有9名知青，由于严重缺吃少喝，相互间争斗激烈，在知青组张顺兰是最受气的一个。她说：“有一次，两名知青6天不让我吃饭，差点把我饿死，一气之下我跑到了民兵排长高来存家。没几天我就嫁给了他，往后尽管跟着他吃糠咽菜，但我再也不受气了。”可是她万万没想到，以后的招工、招干都因她是已婚而被排除在外，因此比别人多当了10年的农民。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她才最后一批被招进了延安建筑公司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混凝土工人。
1986年底，该公司由于经营不景气职工只好放假回家，没有工资的张顺兰含着眼泪找到市城建局的一位领导，诉说了她的不幸。一年后她被调到河道管理处，看了5年河道。后来又当过幼儿园阿姨，现在她是本单位的清洁工。张顺兰说：“院子大，楼道多，加上几个厕所我一个人总是忙不过来，全靠高来存帮我。”她边打扫边说：“我累不算什么，眼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孩子。女儿延京今年24岁，找不到工作也不愿闲在家里，去年她自作主张嫁给了一个来延安杀猪卖肉的外地小伙子。儿子延东1990年中学毕业至今没活干。前段时间单位决定拆掉我们现在住的窑洞，兴建家属楼，每户集资5万元，真让我为难。”张顺兰最后说：“我的工资一月赶不上一月，哪来那么多钱，5万块赶死都不会有。
在张顺兰家和她聊了很多家常事，聊完到10点她表示不能再聊了，要去上班了，一边说我们一边出门。
张顺兰随手在她家门前拿了一把扫帚，说先去打扫厕所，要不然领导看见厕所脏就该不高兴了。我们走到院子的西北角她先进了女厕所，我只好在外面等她，几分钟后她出来说还要打扫男厕所，走到男厕所的门口，她高喊：“里面有人吗?”当时里面没有动静。当即我随她一起进了男厕所，刚一进去她却退了出来。我问怎么回事，她说里面蹲个人。说完张顺兰隔墙高喊：“你是哑巴啊！喊你为什么不吱声啊！”此刻里面还是没有动静。几分钟后，厕所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耳朵里塞着耳机，若无其事地瞟了我们一眼，向一孔窑洞走去。
看着那小子的背影，我说他是干什么的，怎么那么牛。张顺兰说：“不牛，他是打扫河道的。刚才我们进去他低着头，戴着耳机估计没听见我喊，要不他早答应了。”
拍完张顺兰打扫厕所的照片，我又一次告别张顺兰。在我临出大门的时候，她小声对我说：“我们今天说的有些话，你不要给别的知青说，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虽然答应了她，但我并不清楚她指什么事情不能告诉别人。
离开张顺兰家已经是中午11点钟，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延安市南门坡一家羊肉泡馍馆，在那里我见到了好友大王和小王。每人一碗羊肉泡馍，15分钟结束战斗，因为她们给我联系好了一名老知青等着中午见面。
注：几年后，我去延安，本想再去看看张顺兰的生活状况，结果老知青谢党恩告诉我，张顺兰几年前已经病逝。
楚艳峰用5分钱注销了
她的北京户口
楚艳峰
楚艳峰在延安大名鼎鼎，很多人一提到她，都说她很能干，并且很容易把她和“女强人”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找到楚艳峰是通过好友大王，大王的老公是延安市防暴队的队长，他们和楚艳峰不仅算是一个系统的同事，也是一座楼里的邻居。
当我敲开楚艳峰的办公室时，她正和女儿在吃面包，喝白开水。通过大王的介绍，我们开始了对话。我问楚艳峰怎么只吃面包。她说：“很多年了，中午一直就这样，不是面包就是馒头，因为工作忙，中午总是回不去，女儿每天中午放学都来我这里，也是馒头面包加开水。”她边吃、边喝、边说话，很是自然“有什么事咱们就抓紧时间聊，下午我还要开会。”她特意强调说。
楚艳峰1952年生于天津，北京市灯市口女子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当时父母下放去了河南，她的户口留在了北京舅舅家。早在1966年10月楚艳峰就和5名女同学徒步串联到过延安。她们住了5天，参观了延安的所有革命旧址，每到一处都觉得延安人热情好客，接待站的饭菜也不错，因此“圣地”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最高指示发表后，动员插队的高潮迅速掀起，楚艳峰赶到河南找父母商量，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去“下放”，父亲不表态。
1969年1月4日，楚艳峰返回北京，自作主张去派出所花5分钱办了户口迁移证。3天后她告别了舅舅、同学，斗志昂扬地来到延安县甘谷驿公社代家沟生产队。
楚艳峰在村里每干一件事都充满了战斗力，深受贫下中农的赞扬。评工分时破天荒地给她评了9.5分，与村里壮劳力相比只差0.5分。第二年，队干部又让她当了民办教师。在一孔老窑洞里，她教着1至5年级的二十多名学生。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美术都由她一人承担，队干部觉得她教得好，不久又让她入了党。
1971年7月，楚艳峰突然收到一份通知书，让她去延安县军管组工作。她又办户口又交粮，两天后带着行李来到了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领导小组。从此她一个人负责打字、出纳、会计、保管、收发等多种杂活，默默地干了整整10年。
1982年她被调到延安市公安局政工科工作。近年来，她先后担任过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副政委、党委书记等职务，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去年初，她狠抓交通工作，使全市交通秩序深受市民和国内外游客的赞扬。连日来，延安地区交通大队、延安市委、市政府都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全市人民和全区交警向市区交警学习，这样一来她就更忙了。
楚艳峰说：“我再忙每天都得下到全市4个中队查一次岗。”她丈夫说：“她比我忙多了，这个家对她来说只能算是旅馆兼饭馆，她是吃过就跑，睡醒就走。有时几天不回家。比如近期全国上下搞严打，正好又赶上女儿高考，我连她的影子也见不上。”正因为这样，她才做出了那么多的成绩，并多次获得了省、市公安系统的嘉奖。1996年2月20日，李鹏总理视察延安时还接见了楚艳峰，并且勉励她继续努力多为延安做贡献。
和楚艳峰对话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她就匆匆忙忙开会去了，我又打电话联系好了下午3点去采访老知青陈立堂。
注：楚艳峰似乎工作很忙，曾经几次电话和她联系，都没有联系上她，也不知她这些年有什么变化。
王胜利
去年冬天就到过王胜利家一次，今天上午是第二次到王胜利家。认识王胜利是通过老知青赵丽媛的引介。我去年第一次采访王胜利也是赵丽媛带我去的他家，今天看到他家的条件，和去年没有任何变化。
记得第一次到王胜利家的时候，赵丽媛对他说：“王胜利，北京来记者了，想采访采访你，给你照几张相，要上报纸。”王胜利说：“采访有什么用！采访又不能当饭吃！”赵丽媛说：“怎么没用，看你那球样子，说不定采访完你就能调回北京了，有什么好东西赶紧拿出来让人家给你照。”王胜利说：“这么穷有什么可照的，饭都吃不饱，还照相！我不照！”赵丽媛说：“看你那球样子！人家照相又不跟你要钱！你怕什么！”
此刻王胜利的上半身趴在地上并钻进床铺拿出两个土豆说：“这就是我家最好的，要照就照吧！”他家的窑洞里实在是太黑了，当我要求去院子里给他拍几张照片的时候，他说：“太黑那你就甭照了呗，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共产党人，把我们扔这里就不管了，也不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开玩笑说：“你不是过得很好吗?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有什么不好啊！”他接着说：“好个球！好连饭都吃不饱！哪有你们好！
在漆黑的窑洞里和王胜利聊天，他满腹牢骚，而且毫无配合之意，所以我只好和他草草聊了几句便离开了他家。
半年过去了，还是很想给王胜利重新拍几张照片，因为上次给他拍的照片实在是太灰了，没办法用。
今天上午9点，当我独自一人来到王胜利家的窑门前时，他家的门关得紧紧的。我问邻居王胜利是不是还住在这里。邻居说：“在。”于是我敲响了他家的窑门，可是不管怎么敲，窑洞里都没有任何响声。此刻，坐在院子里喝茶的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趴在窗户上用舌头舔破窗户纸看了看里面说：“这小子还在睡觉呢。”他一边敲门，一边高喊：“王胜利，你死到炕上了?你们北京来人了！快给老子起来开门！”
顿时王胜利在里面高喊：“不要敲了，老子知道了！中年男子又喊：“再不给老子起来开门，老子两脚就把门踢烂了！”王胜利又喊：“你给老子敢！”10分钟后，王胜利终于打开窑门走出窑洞，他的头发很乱，眼角也很脏。
王胜利一看是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让你照过了吗！”我说：“上次没照好，想重新照几张。”他立刻说：“不照不照！你累不累啊！上次照了半天也没管用，再照100次，我王胜利还是王胜利有什么用！不照了！你走吧！"此刻我赶紧掏出一包烟准备给王胜利递上一支，他说：“不抽不抽，饭都吃不上，还敢学抽烟，要抽你抽！
坐在院子里的中年男子对着王胜利说：“人家那么远来给你照张相，你牛什么牛！真是狗肉不上台秤。王胜利这才咧着嘴笑了笑对中年人说：“给老子喝口水，老子不想照！”王胜利端起中年人放在地上的罐头瓶子，狠狠地喝了几口人家的茶水。中年男人说：“胜利，快让人家给你照照吧，人家早就来了，说不定照完之后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的再三恳求和中年男子的促使下，王胜利终于说了一句：“那就去我上班的地方照吧，窑里我老婆还没起。”
跟着王胜利出了院子下了山坡，我们来到了他上班的延安汽车修理厂大门口的值班室。值班室很小，里面除了一张破桌子，再就是一把长条的破椅子和一张没有被褥的硬板床，墙壁上被画得乱七八糟，房顶上吊着一个灯头，却没有灯泡。我问他平时上班都做些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做，待着。”说完他便拿起地上的一个小板凳走出值班室，坐在了大门口。
我问他多大。王胜利说：“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你不是都录音了吗！”我说：“上次你才说了那么几句话，我们还是再聊聊吧，反正你现在也没事。”王胜利说：“没事倒是没事，主要是没有什么成绩说。”我说那就把你插队的经历给我讲一遍吧。他说：“没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王胜利说：“我是1950年在北京出生，北京七十七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我父亲原来是北京一家食品厂的调度员。1962年的一天，因为发货不小心，他给一家商店多发了15笼点心，下午交班的时候对不上账，所以心里害怕，一着急，脑溢血死了。第四天发错的点心人家给退回来了，当时我父亲已经送进了火葬场。
“我父亲被吓死后，我家7个孩子全靠我母亲一个人的收入过日子。插队开始后，我家一下就走了3个。
我是1969年2月来的延安志丹县永宁公社腰子川大队，来之前我还以为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有多好，没想到饭都吃不上，很多有门道的知青刚来就回北京了，但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就只能留在小山沟里了。”
我问他插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插队的第二年，有一次我上山打柴，从一个很高的石山上掉下来掉进一个深沟，幸亏村里人发现得早，要不早死了。
那次命是保住了，但腰腿都骨折了，出院后我上厕所都不能蹲，所以公社把我照顾到延安汽车修理厂当了工人。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子工作，算是老职工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成的家。他说：“1984年，我哥哥和我嫂子给我包办的。我哥哥在河南一个电厂当工程师，他们看我找不到，就在河南南阳农村给我找了个问我要不要，我说要，他们就给我送来了。当时我已经33了，她27，她来之后，我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花，第二年又成了3个人花，日子过得特紧张。后来中央下发202号文件，给知青家属安排工作，我老婆邓光慧虽然会开拖拉机，但厂里没有拖拉机，她的手艺也用不上，只好安排在食堂当了炊事员。好在她和孩子都吃了商品粮，这一点我还要感谢共产党。”
我问他厂里效益怎么样。他说：“我们厂和全国的厂子都一球样，工人也在下岗，只是厂里的人老实，没人敢闹。我是1990年单位照顾知青，才让我看了大门，人家照顾我，我也不好意思和当官的闹了。我一个月220块工资，两三个月了一分也没发，这几个月我全靠吃槐花和野菜过日子，比插队还艰苦。
“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每个星期还给吃一顿肉，我家一年半载也吃不上一口肉。但是当官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月月都拿上干块，还不算黑钱。再比如说住房，我们普通人都是一大家子住一孔窑洞，当官的盖楼的都有。你要不信，你可以问问别人，你还可以去厂办看看那些当官的，他们穿的西装，挺着肚皮，说好听一点那叫将军肚，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万元肚。
你想想，他们的肚子那么大，要花公家多少钱才能把肚子吃起来啊！三天两天是不可能吃起来的。他们白天吃，晚上还经常去大门口的几个饭馆吃，个个吃得肥头大耳，要是厂里有座金山，他们也敢给你吃了。”
我问他对厂子是否还抱有一些希望。他说：“领导除了能吃，再什么本事也没有，他们不可能把厂子搞上去，现在厂里很多人没饭吃。今年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厂有个姓姚的，他老婆嫌他没本事养活不了家子，结果精神失常了，还把她儿子给活活杀死了，最后家破人亡，很悲惨。延安电视台还报道了这个新闻。
“现在，我们厂有本事的一个个都走了，有的人还开了个人修理厂，厂里原来有208名北京知青，现在调的调，回北京的回北京，走得只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了。”
我问他想不想调回北京。他说：“废话！谁不想回！要是你你也想回！”我问他回北京想干什么工作。他说：“第一，我想去北京动物园养老虎，因为老虎是吃肉的动物，如果它有肉吃，那肯定首先我也有肉吃。第二，我想去中央电视台干我的老本行，在那里看大门肯定能见到不少名人，名人吃得好，肯定也少不了我的。”
我问他有可能调回北京吗。他说：“没可能。不过我姐夫在北京当大官，家里很有钱，我让他把我调回北京，他说怕影响不好不管我。”他说完这句话突然问我：“几点了?”我看了看表说1点半了。”他说：“那你中午不吃饭吗?”我说：“吃，我请你吃午饭吧。他笑了笑说：“那不合适吧！”我问他哪里有饭店。他说：“大门对面就有好几家，厂里当官的都在那里记账吃。”我说：“那我们就去对面吧。”他说：“我们不能记账，要花钱才给吃。”我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说：“不给记账咱们就不记账。”这时他也笑了。
当他带我走进对面那家“兴隆餐厅”的时候，整个餐厅酒气冲天。王胜利指着柜台后面传出猜拳声的小包间说：“我们厂当官的总在里面吃饭喝酒，估计现在里面划拳的就是我们厂的头头。”坐稳后我让王胜利点菜，他说：“吃一碗面就可以。”我让他点两个菜。他说：“你点，我没点过。”我只好照着那张脏兮兮的菜单，点了一个红烧肉、一个自然羊肉、一个土豆丝，还有两瓶啤酒、两碗刀削面，土豆丝基本都我吃了，肉基本都他吃了，他的脸被两杯啤酒喝得发紫，甚至让人感觉有些过敏似的。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吃得很高兴。
饭后，王胜利说：“你要不要再问我什么了?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说可以了，下次来再和你聊。他说：“好，那你下次来就来我家，我们再聊。”我说：“你不会再不给我开门吧?”他笑了笑说：“看你说哪儿去了，一回生二回熟嘛，以后不可能不给你开门。”
下午3点，我告别王胜利，去找知青刘世林。
注：《走过青春》出版后，曾经在延安汽车修理厂工作过的几名北京知青组织了一次为王胜利捐款的活动，不久王胜利收到了中国工人出版社陈幼民等人的两千余元捐款。前两年又得到延安传来的消息，王胜利已经病逝。
刘世林
刘世林在延安是一名比较有成就的北京知青，在知青当中说起他，都说他混得不错，就连当地人也认为刘世林很能干。当我联系到他的时候，他很亲热地邀请我去他家聊天，并且骑着崭新的雅马哈摩托车将我接到他家，他还特意买了一箱北京啤酒，并且准备了好几个下酒菜和一瓶白酒。他给我倒满白酒和啤酒之后，说要按延安的规矩先碰三杯，三杯之后我把话题转到他的生辰八字和上山下乡的话题。
刘世林说：“我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插队开始后全班52名同学除6名参军外，其他46名同学于1969年1月3日那天，全部被一名陕北干部领进了北京站。两天后，一辆军用卡车在大雪地里把我们从铜川火车站接到了延安县川口公社，第二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跟着来公社接人的生产队长去王庄大队插队落户。
“我们背着行李在一条小路上走了将近3个小时，天黑之前终于赶到村里。当天晚上，几个男生被安排进一孔刚刚腾开的仓窑，窑里除了土炕上放一盏用小药瓶做的煤油灯，再就是墙上钉着的几个木橛子，那孔窑洞很多年没住人了，连火都没有烧，非常冷。
我们几个借着煤油灯的一点亮光铺好被褥，直接钻进了被窝，谁都没有洗脸洗脚。夜深了，大家都睡不着，总觉得上当了，好像还有同学哭了。半夜不知谁说了一句：“队长今晚让咱们住这破窑洞可能是考验咱们，明天肯定会给我们换地儿。’结果这句话当时或多或少还是安慰大家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队长叫我们去村子里参观一下，我们跟着队长走了一圈顿时傻了眼，因为我们看见这里最先进的东西就是一辆架子车，还看到不少家的土炕上连被褥都没有，同学们这才明白昨晚并不是考验。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参观完了村子，回到仓窑队长还给我们通报了村里上一年的财政情况，说去年满10分的全劳动力干一天是7分钱，还说和周围村子比，不算低。第二天开始评工分，队长按我的身体条件，给我评了7分。要是按上年计算的话，我每天还挣不到5分钱，尽管少得可怜，但为了吃饭，我还是每天跟着村民上山劳动。
“第二年秋天，村里几棵果树上的苹果快要熟了，队长认为知青不怕得罪人，所以就派我去守护那几棵果树。那时起，我通过几棵果树和一本《果树知识》开始对果树有了一些了解。又过了一年多，我被抽到了公社林场，没几天就被转成正式职工调往南泥湾林场管护天然次生林。去南泥湾的第二年，我听说贯屯公社韩家沟大队有20亩果树，所以我要求调到贯屯公社当林业专干，还要求去了韩家沟蹲点。
在村里我组织村民给果树施肥、喷药，按照书本上的方法培植果树，产量升了，村干部和公社领导都说我好。几年之后，我在当地有了一些名气，还得了几个奖。”
1976年底，刘世林被调到延安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新课题，，不断推广果树知识，动员全县发展果树面积，使许多村庄靠果树摘掉了穷帽子。经他亲自抓的川口公社白峁村还在1990年被评为陕西省的小康村。
1992年刘世林又被任命为延安市园艺站副站长。他说：“现在各乡镇不少村民都知道我懂果树，常有人请我下去讲课，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讲课费，最多也就吃顿饭。前几年我回到我插过队的那个穷村让他们栽果树，全村人都说怕栽不活反而没粮吃，说什么也不栽。我只好自己押了风险金，用4亩地栽了350棵果树给他们做样板，成活率达到了100%，带动了不少人栽果树，现在已全部挂果。”
我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有多少。他说：“不多，每个月四五百。不过南泥湾乡龙泉村为了感谢我对他们村多年来的帮助，去年无偿给了我15亩山地，我自己花钱买了700棵果树苗，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果园。预计1998年挂果，如果是丰产期，每年可产6万斤苹果，到时候最少一年也会有两三万的收入。
我说那你很快就成万元户了，他喝了一大口白酒笑着说：“我并不是想发财，我只想利用自己的果树随意地去做各种科学试验。因为延安市现有果树42万亩，产量上亿斤，苹果质量也多次在全国农业博览会上获奖，我想通过我的果树试验，让全市的果园早日进入全面的科学化管理。说实在话，过去一直后悔来延安，这两年有事干了，一点也不后悔了，反而希望自己为延安做出更大的贡献。其实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唱高调，而是发自内心的。毕竟我在延安快30年了，对延安的感情还是很深，尤其是那些栽果树的村民。
不到两小时，我们们每人喝了半斤白酒两瓶啤酒，我说他酒量不小。他说：“只要下乡，每天都要喝酒，这几年锻炼出来了。”
据《延安日报》报道，今年2月20日，李鹏总理来延安视察工作接见知青时问刘世林：“你为什么没回北京?”刘世林说：“是延安的苹果把我留住了，不准备回去了。”
我问他今后真的不想回北京了吗。他说：“说是不回了，怎么能不回啊！只要有条件，当然还是想回北京，毕竟家人都在北京。再说活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孝敬过自己的父母，要是能够早点回去孝敬他们，那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我说：“你这是酒后吐真言啊！”他说：“有的话只是需要说，在那种场合不说也不行。所以说归说，回还是想回，要是说不想回北京，那才是说假话！”刘世林哈哈一笑：“来，喝喝喝，你可干万不要说我不好，我可是从实际出发啊…”我说：“哪里啊！现在的社会，就是不能太老实。”他说：“就是就是，来，喝喝喝，这杯喝完咱们吃饭。”
我和刘世林带着醉意，一直聊到晚上6点多钟他才开始煮饺子。晚上8点，他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回宾馆。
注：记得有一年在延安见到了刘世林，他风度翩翩，生活无忧无虑，他说他的苹果都已经挂果了，每年的苹果收入都是他工资的好多倍。
下面一层放衣服1996年6月4日 星期二 晴 宜川
上午从洛川到宜川走了两个多小时，这次来宜川主要是补拍王春英，因为去年正月在宜川采访时给王春英拍的照片不是很满意，所以再次来到宜川，并且在县医院顺利见到了王春英。
王春英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玉渊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7日，她和弟弟王京育一起来到了陕西宜川县阁楼公社依锦村插队落户。
依锦村紧靠黄河边，由于她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游泳训练，插队后常去黄河里游泳，有一次差点淹死，幸被青年农民周彦才相救，从此，王春英对他感激不尽。时隔不久，周彦才的妻子突然病故，给他留下了4个孩子，日子越过越艰难，王春英便常去给他收抬家务。周彦才长相英俊，扳船、放电影、吹拉弹唱样样都会，按王春英的话讲，就连赌博也老嬴。他还特别喜欢读书看报，时间一长，相互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周彦才说：“记得是1971年6月18日的黑夜，公社突然来了几名干部说我犯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当晚就把我绑到了公社。那时候这个罪名要判十来年，可把春英吓坏了。第二天天还不明，她就跑到公社救我。公社头头不让她见我，她就提出要送饭，结果她给馍馍底下压了一张纸条，我们串通了结婚的口气，第三天就把我放了。”周彦才接着又说：“春英人好，假设她那时候不答应跟我结婚，那我最少得坐10年牢，因为他们给我扣的帽子很大，说我破坏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是跟毛主席作对，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其实我哪里敢跟毛主席作对啊！只是我们那时候都还年轻，也能说得来，并没有跟中央唱对台戏的想法。
为了爱，他为她进了监狱，她挺身而出前去相救，于是，出狱后的周彦才和王春英更加相爱。不久，他们实现了串通口供的承诺并结为夫妻。婚后，王春英照顾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周彦才整天忙于上山劳动。随着两个孩子的降生，王春英成了6个孩子的母亲。
王春英这位某大型企业党委书记的掌上明珠，默默地在周家当了10年的农村家庭妇女，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一个儿子上了中专，还有一个儿子已从部队转业长大成人。村里原有的几十个北京知青分别招工、征兵、考大学离开村里，最后走得只留下王春英一个知青。
1979年落实知青政策，王春英终于被招到乡卫生院当上了临时工，1982年转为合同工。10年后她被调进了宜川县医院当了护士，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周彦才也被照顾到县医院成了一名锅炉工。王春英说：“现在孩子都长大了，条件也好多了。里外孙子就有6个，他们经常来看我，现在我的心情也好多了。”
我给他们照相的时候，王春英特意嘱咐我把她家的冰箱照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要把照片寄回北京，让我爸看看我也有冰箱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穷了。”当我拍完照片打开冰箱一看，这台冰箱还没有开始启用，也没有起到冰箱应有的功能，而是上面一层放着书，下面一层放着几件衣服。王春英看看我笑着说：“我今年年初上街买菜的时候用两块钱买了一张彩票，结果抓了这台大冰箱。用吧电费太高，也没什么东西往里面放，不用吧又卖不了，所以只好当摆设，也许以后能用上。”
我问王春英还有什么困难?她说：“别的困难也没有，现在就是住房不方便，我们一大家子只有这孔不足30平米的窑洞。再一个就是我做梦也想当一名国家正式职工，不想再当合同工了，总觉得合同工低人一等。其他方面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这一辈子。”
我最后问周彦才对现在生活是否满意。他说：“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现在要比在农村的生活强多了。
让我最过意不去的就是春英这辈子跟着我受了不少罪，毕竟她是大城市来的，还是高干子弟，要不是我害了她，说不定她早回北京过上好日子了，也不可能跟着我受那么多罪。好在现在生活有了提高，我的心里还是平衡了很多。要是房子再大一些，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要是一定要说困难的话，那就是以后几个孩子的出路问题早晚还是要操心。毕竟我们没有门道，全靠国家的政策，要是政策不偏向知青，孩子以后的工作问题就是最大的困难。”
采访完王春英和周彦才，太阳已经落山。傍晚，我来到宜川摄影爱好者李静家过夜，几次来宜川寻找知青，李静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但愿今后能有回报李静的机会。
注：很多年没去宜川了，几年前李静带着媳妇来北京看病并住在我家，他告诉我周彦才前两年已经病逝，王春英一个拉扯着几个孩子，而且还要照顾孙子。
上午告别曾钢一家并离开了王里河大队，中午时分我和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两位朋友一起乘坐长途车来到延安钢厂采访知青。今天，我们先后见到了好几名北京知青，日子最为艰难的就是唐贵林一家。
唐贵林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门头沟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7岁丧父，14岁丧母。1969年1月自愿来到陕西黄龙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插队落户。1970年招到延安钢厂当了轧钢车间的工人。1976年唐贵林认识了当地农村女青年王庆莲，婚后他们先后生了儿子唐雪峰、女儿唐雪茹。1985年王庆莲和两个孩子都按政策转了商品粮，王庆莲还被照顾到车间当了工人。
正当一家人的生活一天天有所好转之际，灾难突然降临到他家。1988年12月25日清晨，唐贵林生火时因石油液化气管漏气引起了液化气罐的剧烈爆炸，家中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唐贵林的头部、颈部严重烧伤，双手烧残，很长时间全身浮肿，呼吸严重受阻，从此失去了自理能力。王庆莲的全身烧伤面积也是高达90%以上，曾几度休克，两个孩子也多处烧伤，危及生命，经过延安地区医院的连日抢救，家人最终还是保住了性命，全家4口人幸免一死。半年后全家人出院，住院、打针、吃药，欠债2万余元。
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们的肉体和10年的心血，也烧垮了他们的精神，很多年一家人全靠各方救济为生，可谓度日如年。
1990年5月，还没有从火灾的阴影里走出的唐贵林一家，又赶上数年不遇的水灾，无情的洪水将他家的锅碗瓢盆和被褥洗劫一空，全家再次陷入困境。第二年王庆莲不幸患上了子宫癌，手术使她家的债台继续高筑，一次次的打击，使唐贵林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1991年8月的一天，唐贵林不告而别，至今离家出走已经整整5年，杳无音信，生死不明。
目前，王庆莲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近年来延安钢厂的效益越来越差，职工生活费月月不能按时发放，王庆莲经常为柴米油盐在默默流泪，尤其是这两年钢厂的彻底停产，导致她家生舌水平进一步恶化。
王庆莲说：“我男人已经失踪5年了，也不管我们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非常聪明，本来很想继续读书，但没有经济条件，只好退学回家。”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王庆莲从头哭到尾，并且揭开她家的米缸让我看，里面最多不足2斤米。在此情况下，我掏出200元留给他们，同道的两名香港朋友也给她们放下了300元以解燃眉之急，没想到王庆莲的女儿唐雪茹猛地跪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放声痛哭不止，连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与此同时，两位香港朋友当即拍下了唐雪茹下跪痛哭的情景，也惹得我和两位香港朋友红了眼圈，并为他们感到焦急。
离开唐贵林家，我们来到国道旁等候过路的长途汽车准备去延安，两位香港朋友一路没说话，我的内心也感到既沉重又复杂，各种感受交织在了一起。
傍晚，我们来到延安，住进了延安宾馆。晚饭后我和他们一起观看了两天来的素材回放，他们虽然不怎么说话，但看着在王庆莲家拍摄的素材，不停地摇头，不停地感叹。
明天上午再陪他们重访几名知青即离开延安，也许这次陪他们来延安是我最后一次在此寻找散落在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因为我计划在延安采访的知青即将结束，三年的往返采访，虽然有苦也有甜，但留在我记忆深处最大的感受还是知青们的艰辛和酸楚……
注：一个月后，香港朋友拍摄唐贵林一家的片段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播出，并在香港引起了反响，有人特意找到无线电视台，希望给予王庆莲一家经济援助。两年后，唐贵林的儿子参军到了北京，他的女儿后来也嫁人，家人的生活逐渐有所好转。
至今，唐贵林依然未归，王庆莲最大的愿望就是丈夫不要丢弃生命，早日回家，好使自己能有一个完整的家。一年后，香港的两位朋友再次来到大陆，并特意跑到北京找我，因为他们当时正在拍摄一部《文革30年》的系列节目，其中一集是讲述我这些年寻找知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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